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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冬天过去以后，上海的春天来得很快。我爸的腰彻底养好了，店重新开张，生意比以前还红火。半年后，我凭着出色的业绩升了部门主管。薪水翻了一番。年底奖金发下来的那天，我兑现了承诺。我订了三张飞往三亚的头等舱机票，带着爸妈去海南看海。我妈穿着鲜艳的碎花裙，戴着墨镜在沙滩上捡贝壳。我爸背着手，光着脚踩在浪花里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。他们不再是那个弯着腰、低着头，被人指责的人。看着他们在阳光下灿烂的笑脸，我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。后来我换了手机号。不是为了躲谁，就是换个新号。旧号里存着的那些记忆太重了。听说陈砚后来每个月往我妈的账户里转一笔钱，备注“何叔看病用”。我妈每个月都退回去，一次不少。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，是老家一个朋友提起的。说他从家里的公司辞了职，去了一家普通的私企，连亲妈也不见。偶尔去老城区那条街，经过我爸的维修铺，会停一下。偷偷隔着玻璃看一眼，眼圈泛红，然后再把衣领拉高，失魂落魄地走开。朋友问我：“他现在这样，你不心疼吗？”我喝了一口手里温热的咖啡。“没什么感觉。”我不恨他，也不心疼他，甚至连想起他的次数都屈指可数。阳台上的绿萝长得很快。新叶子从旧藤上冒出来，一片一片的，绿得发亮。我给它浇了水，擦了擦叶子上的灰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。“闺女，今天你爸修了一台老式收音机，你猜怎么着，修好了一放，还是你小时候爱听的那首歌。”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一边给绿萝修剪枯叶，一边听她说。“真的？放给我听听。”电话那头，传来滋滋啦啦的收音机声，然后是一段旧旧的旋律。我听着听着，笑了。窗外有光。脚下有路。至于那个困在悔恨里的人，就让他永远留在身后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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