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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。烧了壶热水，对着窗户站了很久。陈卫东的那点愧疚像粘在衣服上的棉絮，拍不掉，一摸就扎手。我洗了三次手，指腹还能感觉到那枚胸章上凹痕的粗糙触感。第二天到事务所的时候，白榆已经在擦杯子了。阳光落在她杯沿的碎冰裂纹上，晃得人眼晕。她抬头扫了我一眼，把一份新的档案推过来。「下一个委托，独居老妇，今天凌晨在医院走的。」「邻居串门唠嗑时发现异常，送了医院，没撑过去。」「老妇的儿子说赶不回来，让我们全权处理。」「重要遗物单独寄给他就行。」我接过档案，封面上只有个门牌号。联系人是老妇的儿子，但地址那一栏是空的。「邮寄就行了吗……看样子是不打算回来看看了。」「没别的要求？」我问。「没。老妇没亲戚，儿子说除了钱和证件，其他看着处理就行。」白榆擦完杯子，往里面丢了片柠檬，没抬头。「老妇性子怪，平时除了对门那家，跟谁都不怎么来往。」「你注意点，别碰着什么不该碰的。」我点点头，拿了钥匙就走。门牌号对应的是城西一栋老旧居民楼，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。单元门的铁栏杆锈得快断了。我爬到三层，掏钥匙开门的时候，对门的老太太探出头看了我一眼。嘴里嘟囔了句「造孽哦」，又缩回去关上了门。屋里一股熬干的中药味混着固本肥皂的清香味。地板擦得发亮，连桌角的灰都擦得干干净净，不像陈卫东家那么乱。老人的东西少得可怜，衣柜里只有三件换洗衣物。厨房的碗柜里只有两个碗、一双筷子。我从客厅往卧室收拾，床头柜的抽屉里只有几瓶降压药。还有一叠皱巴巴的缴费单，都是什么补习费、资料费。日期看着都有二三十年了。直到我翻到衣柜最上层的那件藏青色旧呢子大衣。料子硬邦邦的，边角磨得发亮。伸手掏口袋的时候，摸到个缝得严严实实的蓝布包。我拆开针线，里面躺着两样东西。一本墨绿色封皮的邮政储蓄存折，边缘磨得起了毛。还有一封封了口的牛皮纸信封，上面一个字都没写。我指尖刚碰到存折封皮上磨得白的“邮政储蓄”四个字。嗒。嗒。嗒。熟悉的天旋地转感袭来。中药味和肥皂味瞬间变成了煤球燃烧的硫黄味。耳边「啪」的一声脆响，是砧板拍在灶台上的声音。一个尖利的女声扎进耳朵里，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火气。「你下次再敢丢分，就别认我这个妈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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